六问深圳限购：突袭式限购留下一地鸡毛

梧桐树

一地鸡毛，6大疑问。

继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和贵阳后第7个实施汽车限购政策的城市深圳，网络媒体上对其突袭政策的有关热议并没有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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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是否影响公信力？

2013年7月11日，深圳市交委曾表示，按照2012年深圳市政府发布的《深圳市城市交通白皮书》，深圳在加强交通需求调控方面，主要通过利用设施供应、经济杠杆、出行管理和宣传倡导等综合手段，引导车辆合理使用，并“没有限购计划”。

在2014年广东省两会上，深圳市市长表示，目前深圳机动力拥有数量在全国排第二位，但深圳对私家车不限行不限购，将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市民出行方式。

而不久前，深圳市交委相关负责人也曾明确表示，“如果深圳出台这样的政策（汽车限购），一定会广泛听取意见，绝对不会搞突然袭击”。

然而，事实却最终表明并非如此。而是几乎重演了杭州突袭限牌“狼来了”的一幕。不仅如此，深圳公安、税务等部门还在实施限购的第一时间对汽车经销商销售汽车开票行为予以严厉监管。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2014年5月深圳市福田区景田一家4S店据说是临时工因打出了“限牌在即，抢购正当时”、“限购不如现购”等大幅标语而被冠以涉嫌造谣、扰乱公共秩序罪名被拘留了3天。

评论人士指出，“预告当谣言”、“辟谣变预告”，使得政府的公信力顿时苍白无比。尽管以高度的保密策略成功麻痹并以闪电战阻击了部分投机行为，但以牺牲公信力为代价、实施让民众措手不及的公共决策，无疑会让政府陷入失信于民的境地。

有关专家指出，依法治国、科学决策，关乎民生的重大事项，需要地方政府更多的听取民意，让公众参与决策，而不是骤然出台限制性行政手段。早在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当中，就已明确提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

二问：是否影响社会公平？

深圳此番每年暂定指标10万个，按月分配。其中，2万个指标只针对电动小汽车，采取摇号；8万个普通小汽车指标，50%采用摇号，50%采取竞价。

竞拍就是钱多者得，有钱就可以任性。那限购究竟是想限了谁？世路难行钱做马？

在拥堵愈演愈烈之时，暂时的限购摇号可以理解，竞拍也不是不可以，但要尽力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比如，应当限制家庭购买多辆汽车。将已经拥有汽车的家庭首先纳入汽车限购行列、把道路资源让渡于后富起来的、购买首辆汽车的群体，这样也许更加公平。如果把已经有了一辆私家车甚至多辆私家车的家庭申请并参与“摇号”、“竞价”的机会人为地弄到与“还没有买车的家庭”一样，太过于宽容并有失公允。

值得点赞的是，石家庄市政府于2012年6月份出台对机动车实施限行、限购的《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13—2017年）》，拟从2013年开始每年机动车新增量控制在10万辆之内，明确提出限制家庭购买第三辆个人用小客车。

通过牌照竞拍所获的钱财，亦应当透明公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保证动辄高达数万元的车牌竞拍所带来的每年数以亿计的财政收入全部用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交通系统改善。唯有如此，才能弥补竞拍制度设计的先天缺陷。

比如上海，2013年通过拍牌获得的88亿，主要投入了轨道交通更新改造、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费用公交购车以及公交优惠换乘、老年人免费乘车补贴等方面。

三问：是否逼重就轻？

城市出现拥挤无序，并不完全都是汽车消费者的过错。而是与“汽车保有量增速与道路及停车场人均面积增速失衡，加上公交服务滞后、交通管理水平低下等因素所共同作用”息息相关。并不单单因为机动车太多了、增长过快了。

深圳市出台汽车限购政策的理由之一是，2014年12月20日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314万辆，一年中增加了近60万辆机动车，近5年年均增长率约16%，这使得深圳每公里道路机动车约500辆，车辆密度全国第一。

但车多并不意味着拥堵。同样是路少车多，但平均每公里506辆车，保有量超20万辆的我国澳门仍未因出现道路交通拥堵而限牌，说明了其道路交通管理能力较高。

市区停车位严重缺乏，城市人均道路面积相对过小，在一定程度上是“粗放式建设”惹的祸。深圳市政府在发布的《小汽车增量调控新闻通稿》中亦承认，“随着机动车总量的快速攀升，停车位缺口不断加大。据统计，目前我市停车位总计约104万个，相比314万的机动车总量，缺口达三分之二。停车难问题日益凸显，车辆乱停乱放现象极为严重，挤占消防通道、行车道、人行道、绿化带等公共空间，极大影响了道路畅通、交通秩序、市容环境和消防安全。”

因此，非常有必要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抓住老城区拆迁或新区创建的难得机遇，及时作出大量增加停车位和道路资源的科学规划。

在此方面，有必要接轨国际经验。重新构建适应汽车社会的城市道路规划发展战略，加强交通管理、公共交通、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合理规划小区、学校、工厂、商圈的分布，消除不必要的早晚潮汐式移动。比如日本东京，1200万人口、800万辆，交通秩序井然。究其原因，是四通八达、方便快捷的地铁或者公交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早晚高峰拥堵消于无形。这说明，“拥堵”不是无解方程式。只要公共交通设施、服务质量跟上去，大多数居民还是愿意上下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

否则，缺乏长远整体规划的可怕静态思维将不能适应车辆的大规模增长，蜗行般的修路建车位速度必然导致车流的继续蜗行。配套法规缺失，事前不采用法规约束建设的随意性，到头来却要民众来为此埋单，折射的是懒政行为，甚至有渎职之嫌。但没有人为此负责，倒是民众也为道路的拥堵付出代价——被限购、被限行、被收拥堵费。

倘若城市管理部门避重就轻，就难免引发“懒政”诘问。

北京等地的“汽车限购”实践，也证明动用行政手段治堵的效应在昙花一现之后会逐步递减。快刀斩乱麻所带来的立竿见影效果渐成昨日黄花，交通拥堵涛声依旧。所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指责 “汽车限购”“治标不治本”、“简单粗暴”。更有网友一针见血的评述道，汽车限购只是管理部门治理拥堵方面无能的遮羞布。

四问：只限私家车是否妥当？

应当看到，日本东京除了其道路交通管理能力强大之外，政府公车数量之少也让人惊叹。1万多名东京都厅的公务员，却只配有10辆左右的公车。

这或许提示，面对交通拥堵，“治民”的同时还需“治官”。

“限购”汽车的政策在剥夺了一些普通民众正常用车需求的同时，却对导致道路交通拥堵的公车过度使用不加约束。使用频率高的公车，同样是造成城市拥堵的原因之一。监管失察的公车消费让公共财政不堪重负，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城市公共道路的不堪拥堵。这些主要在城市中心路段行驶、空驶率较高（只有驾驶者一人）的公车，据估计平均每年的行驶里程是私车的3倍。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公车且公车私用被屡屡曝光，部分特权车无视交通规则以及追捧大尺寸和大排量车型的奢靡之风，加剧了城区的交通拥堵和雾霾天气。好在“习李”新政之后，这种局面正在扭转。

与此同时，还需要对非清洁燃油进行限制。

现在，PM2.5几乎成了众多城市管理者限购汽车的重要理由。

深圳市表示，“据监测，深圳市中心城区晚高峰拥堵时长从2012年的38分钟上升至2014年的55分钟，目前机动车尾气排放占深圳PM2.5本地排放源的41%，已成为主要大气污染源，是导致灰霾天气的重要原因”。

其实，PM 2.5环境污染，也是因为长期以来清洁燃油的“及时供应”缺失。但是，石化行业的不作为让汽车消费者成为罪魁祸首而蒙受不白之冤。

抑制PM2.5的排放、减轻肺癌发病率，应当积极促使柴油公交车、柴油货车向更清洁的替代能源车型和新能源车型转变，以及加快落实黄标车的淘汰，而不是单单限制颗粒物排放量并不大的私家汽油车。

五问：是否引发效仿跟风？

数年前曾经被预测最可能出台汽车限购政策的天津、青岛、石家庄、成都、重庆、武汉、杭州、深圳八大城市，今已有天津、杭州、深圳被不幸言中——天津从2013年采取“摇号+拍牌”进行汽车限购，而杭州、深圳分别在2014年年头岁尾走上同样的道路。其中，深圳从传出消息到警力进驻4S店要求立即停止接待客户、封锁POS机、税控机，只经历了短短的不到两小时的时间。也正因如此，此次深圳汽车限购，以“稳、准、狠”被称之为“史上最强悍的限购”。

按照以往对汽车实施限购城市的逻辑，成都、石家庄、重庆、青岛和武汉，已然达到具有“突袭”可能性的临界点。此外，中国最拥堵的25个城市当中的其他地方政府，或将在交通拥堵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不得不跟风。太原市政府近日在太原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提出，到2015年底，全市机动车保有量要控制在110万辆以内。引发了部分市民现恐慌性购车。

何况“摇号+拍牌”又能多一条创收之道。这无疑对债务压力大、交通拥堵的城市诱惑极大，几乎相当于找到了一条“一箭双雕”的最佳破解途径。

专家指出，随着立法的推动，目前饱受拥堵之苦的一些地方政府或将有跟进出台汽车限购政策的冲动。2014年12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拟要求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六问：自主品牌是否更受伤？

限购之后，深圳整个车市2015年的增量被人为限定在10万辆。而2014年深圳售出了50万辆汽车，这意味着汽车市场骤然缩水40万辆。

相关媒体引用专家的话说：汽车限购之后，牌照价格暴涨，成为稀缺资源，促使消费者基于一步到位的心理购买更大尺寸、更大排量的车型。

消费被迫升级、小排量车型不受待见，长期以来主打中低端领域的自主品牌有躺枪的危险。这对于目前在此细分市场正与合资品牌激烈拼杀的自主品牌来说是不利的。限购城市的增多，不免使其受到进一步伤害。

此外，限购政策出台的前后，车市上演的过山车般的行情，并不利于汽车制造领域和流通领域的整体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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