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
精彩观点：<<<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与规模来看，未来中国增长的人口数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现在是唯一、仅有的一次机会，来放慢节奏、让城市以更加智能的方式发展。中国现在的现代化强度已经很高了，但是如果能够在一些问题上做出更合理的选择，那么会创造出更好的城市。<<<现下正在发生而且将会继续发生的事实是，许多事情会被私营企业接手。但是政府依然要做会影响全局的政策决定。在开发商之上，政府的规划与政策决定着城市的发展模式与发展形态。<<<鉴于中国城市的人口数量和密集度，中国必须要以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建设城市。一定要发展一个中国城市方法论，将大量人口的现状与建设活力街区、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结合起来，考虑街区大小、城市布局、人文关怀等。<<<当出现交通拥堵问题的时候，城市规划师往往想要建设更大规模的高速公路，比如莫林（Moline）。但是你不可能通过扩建高速公路而解决交通问题。它看上去是个好主意但其实不然，研究证明，修建更多马路只会引来更多的人开车，交通拥堵问题并没有因而改变。第一次见到何豪先生，是在不久前由保尔森基金会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举办的“可持续发展项目规划奖”颁奖仪式，他是该奖项的评委会成员之一，也是保尔森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拿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一名中国人，但是上台的却是一位满脸络腮胡髭、说着地道美语的外国人。我才知道他的本名是Hal Harvey，估计他为自己取了个谐音的中国名字——毕竟好多在中国打拼事业的外国人都这么做。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做能源生意的商人，毕竟他的头衔是美国能源创新公司总CEO。我与他有过短暂的对话，他告诉我他的公司全称是Energy Innovation Technology & Policy LLC (能源创新技术与政策有限公司)，他并不从事能源的商业贸易，但是关注能源领域的技术与政策发展，也关注中国的城市化。我非常好奇，为什么一名美国人那么关注中国的城市化，而他的所谓技术与政策公司又在做些什么？要找到有关何豪的信息并不难，能源创新公司的官网里有较详细的介绍，也有几个中国媒体曾经对他做过人物专访。这位五十多岁却精力充沛的能源专家，曾经为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工作过，他曾创立与管理了气候基金会(ClimateWorks Foundation)、能源基金会(Energy Foundation)、新大陆基金会等。在能源创新公司的官网首页里，他们自称“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高质量的研究与原创分析，以帮助他们制定明智的能源政策”，中国城市化是他们明确的四大关注领域之一。而在他的团队里，只有一位中国面孔。她叫黄希熙（CC Huang），是一名美籍华人。CC告诉我，她觉得她们的团队更像是一个NGO组织。何豪也表示，他们是有点像不以营利为目的的NGO，但是他们背后也有一些个人与基金会赞助人，而设立有限公司是因为他们有更广泛的目标，也为了在提供尖端科技与投资的建议方面能更加灵活。在能源创新的许多报告里，他们指出了中国过去以汽车为中心的畸形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导致了一系列城市问题，他们立足城市形态及交通导则为中国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提供了八项基本原则建议，包括：Connection（创建密集的街道网络）、Walk（建设步行优先的邻里社区）、Mix（建设多功能混合的邻里社区）、Transit（选择公共交通先导社区）、Densify（将土地开发强度和公共交通承载力相匹配）、Cycle（优先发展自行车网络）、Shift（管控小汽车）、Compact（确保紧凑型发展提倡短程通勤）。这八项建议的提出，虽是向城市规划与决策者提供建议，但也透露出这位在中国工作了十五年的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中国城镇化是唯一的机会凤凰城市：作为一个美国人，是什么促使你关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而不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何豪：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模式已相对成熟，人口和城市都趋近饱和，几乎不会再有新的建设和新的城市，所有的城市变化都是缓慢的渐变。而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与规模来看，未来中国增长的人口数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现在是唯一、仅有的一次机会，来放慢节奏、让城市以更加智能的方式发展。中国现在的现代化强度已经很高了，但是如果能够在一些问题上做出更合理的选择，那么会创造出更好的城市。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中国做更好的选择。就可持续发展来说，源自中国的空气污染对许多国家都有影响。加利福尼亚州现在1/4的背景污染来自中国。当中国采取正确措施的时候，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面积大，也因为中国对科学技术的推广，比如生产太阳能电池板。凤凰城市：你曾为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工作过，这些经历是否影响你对中国的兴趣？何豪：我一直努力使我的工作和政治分离，而专注于科技方面，比如我会去思考汽车应该用怎样的燃料、发动机、轮胎。这不是民主党、共和党的问题，也不是中国人、美国人的问题，这是物理，是化学。我从和老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以及奥巴马总统的工作中学到的是：你需要最快捷、最具成本效益地去组织思考，并且呈现出一个两党政客都会同意的解决方案。凤凰城市：有中国学者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在过去三十年是政府导向性，未来会是市场导向性”，对此您怎么看？何豪：一般来说，政府有三条路径选择：一是研究与开发（R&D）战略；二是经营国营企业；三是制订政策。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帮助他们决定“大小”与“规模”。现下正在发生而且将会继续发生的事实是，许多事情会被私营企业接手。但是政府依然要做会影响全局的政策决定。在开发商之上，政府的规划与政策决定着城市的发展模式与发展形态——如果制定错误的决策，会得到糟糕的城市；如果制定正确的，则会得到好的城市。城市规划的可能与不足凤凰城市：你们的研究报告里有提出“八项基本原则”，可以说这些原则是基于城市规划与设计而言的，那么您觉得城市规划与设计能够解决多数的城市化中的问题吗？何豪：我会说城市规划与设计是必须的，但是还远远不够。当然首先一定要有好的、正确的城市规划，然后要做更多方面的事情，比如说，先进有效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清洁的汽车能源，城市生活质量等。如果合理进行规划布局，许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长久以来，中国的城市街区建设以汽车为中心，于是设立了许多宽街道大社区，这样反而为百姓生活细节带来了许多不便，如工作与生活的空间半径扩大、过马路的危险性、街坊的闭塞与沟通的缺乏等。而小街区，却是共识的更加经济、更加幸福的生活方式。凤凰城市：二战后中国的城市建设学习前苏联；改革开放后则向西方，尤其是美国看齐，来建设城市与建筑。但是现在，作为一个美国人，您却提倡还原“胡同”这种传统的中国式建筑与生活方式？何豪：美国人也犯过很多的过错。在美国有两种城市：一种在汽车时代之前建设，一种在汽车时代之后建设。在汽车之前建设的城市有波士顿、纽约、旧金山、芝加哥等美国所有的美丽城市；在汽车之后建造的城市，城市是为汽车而造的，比如休斯顿，丹佛等。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它必须要兼顾两者。鉴于中国城市的人口数量和密集度，中国必须要以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建设城市。一定要发展一个中国城市方法论，将大量人口的现状与建设活力街区、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结合起来，考虑街区大小、城市布局、人文关怀等。当然现在不可能再回到胡同生活，因为毕竟胡同太低了，不能承载很多人，用水和卫生条件都不好。但是胡同有良好的街坊生活文化，即“胡同社交”，如果将之与现代化的居住环境结合在一起就更好了。凤凰城市：您提到了城市人口与密集度的问题。曾有人说现在中国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口。也就是因为大量的人口，我们才会建设高楼和密集的大厦。那么应怎样解决好人口与城市承载力的问题？何豪：最好的城市规划可以承载最多的城市人口。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所有的空间都给了汽车。在中国只有5%左右的人拥有汽车，但是城市，比如北京，是为汽车而设计的——你们把大量城市空间给了小部分人，现在需要把这些空间拿回来还给每一个人。其次，要合理规划城市结构。将商业区、住宅区、购物区等分离开，城市居民每天都要依赖交通而工作、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问题，很多国家的人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当出现交通拥堵问题的时候，城市规划师往往想要建设更大规模的高速公路，比如莫林（Moline）。但是你不可能通过扩建高速公路而解决交通问题。它看上去是个好主意但其实不然，研究证明，修建更多马路只会引来更多的人开车，交通拥堵问题并没有因而改变。凤凰城市：您的意思是想要解决中国的城镇化问题，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吗？何豪：是的。有必要控制汽车，就像北京APEC期间所做的。全球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控制汽车数量：在墨西哥，一周只能开车四、五天；在上海，取得买车资格的成本很高；在新加坡和伦敦，政府征收交通拥堵费；在旧金山和纽约，停车费用非常昂贵……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如何鼓励人们将公交、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出行作为第一选择。也许应该如波哥大前市长Enrique Peñalosa所说的那样，一个骑着几十块钱自行车的人应该和一个开着几十万的豪车的人得到同样的尊重。复杂大国里的外国人凤凰城市：您提出的很多问题在中国也有很多本土研究者在讨论，也提出了相似、甚至更多的建议。那你们提出的和他们提出的有什么不一样的？何豪：中国中央政府其实对许多问题都非常了然，比如空气污染、二氧化碳、交通拥堵、不平等问题等。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们只有一个目标：GDP。但是现在，政治关注点从一个目标向多个目标转移，市长们有更多的目标了：生态城市、幸福城市等。我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的声明，很显然他们在努力思考与采取措施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他们从上向下发的政治指令，需要市长们和开发商们把它们转变成实际行动。城市领导者们迫切需要知识与观念的更新，而我们提供技术与政策的帮助与培训。我们已经为200多位市长提供过培训，但是他们想要得到更多的帮助，在城市规划方面，在BRT设计方面。凤凰城市：那么，你们是否比本土的研究者们更能影响执政者？何豪：不，我不能。来到中国，必须要非常谦逊——这是一个复杂的大国，而我是一个外国人。但是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国际上最成功的实践经验。我觉得中国的领导者们都非常地谦虚，他们迫切地关注一切最好的实践。我15年前就开始到中国工作，我们组织了中国第一场介绍快速公交系统（BRT）的峰会，这一系统在广州运行得最好，现在中国有100多个这样的系统。我们参与BRT，也参与可持续发展规划项目，我到过20多座城市，包括上海、广州、昆明、珠海、深圳、西安等，我喜欢与中国的官员打交道，因为他们非常看重方法。这里有既了解中国国情、又愿意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工程师们，他们的工作会得到回报。凤凰城市：很明显您现在的工作重心在为大城市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但是在中国稍落后的中小城市，这些问题还在持续出现，您有考虑过“防患于未然”吗？何豪：我们的工作从大城市开始，但是当然中国有更多的中小城市。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希望我的组织能够更壮大，其他的相关组织也能壮大，有更大的影响力。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不是指大城市，我是指那些经历过培训的、懂得怎样更好规划城市的人。我希望更多中国的城市规划者们能够接受非常细致的培训，能够理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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